摘要：《更路簿》是我国帆船时代航海针经书的一种形式，是众多航海者和渔民从事航海及从事渔业生产活动的经验积累和总结。海南疍家《更路簿》是从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琼海等市县渔民的文字抄写或口头相传的针路记录中传抄、修改、补充和完善而成的，它是千百年来海南渔民航海的经验总结和集体智慧结晶。现存的疍家各种抄本的《更路簿》，其年代虽不是很久远，但其记录的始发港、航向（罗盘针位）、航程、更数（距离）、终点等方面，对于研究我国南海、北部湾及海南岛周边海域的航线、岛屿分布方位、地貌、海浪、潮汐、风向等方面提供有力的资料支持，对研究中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海南；疍家；更路簿；浅析

　　 

　　海南岛地处南海区域，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是北部湾和南海之间的海运通道，又是与东南亚、南亚、大西洋、非洲、欧洲许多国家交往的海上交通要冲，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区域。海南岛是中国唯一的热带海岛，面积3.54万平方公里。从地理分布上看，海南疍家《更路簿》大多留存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英州镇赤岭村和三亚市的行政管辖区域内。本文主要以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征集到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赤岭村梁华欢老人的“南沙航行表”、“西沙各岛航行方向和海南岛潮水退定更誌录”等为考察研究支点，并参考在新村镇海燕村委会海燕村发现已故的赵向盈和冯安泰两位老人各自抄录的“广东省辖内流水簿”，通过对周边地理环境、港口分布等相关因素进行比较，就海南疍家《更路簿》的形成动因、使用情况以及使用范围等问题作初步的考察研究，提出浅陋见解，以求教各方专家学者。

　　 

　　

　　 

　　

　　蛋家老船长——梁华欢

　　 

　　

　　一、疍家人作为一个集群及其名称的来源

　　作为南海北岸水面上一个以海为伴，以船为家的独特集群，据相关专家学者从史籍及考古资料等多方面进行研究考证，大多数人认为疍家人当源自先秦时期的百越民族。而历史学者罗香林则认为疍民就是古越族的后裔，但也不一定是单纯的民族，可能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融合了不同的集群。经人类学家反复考察后确认疍家人属汉族，类似于客家人，有客家人的一些特征，如漂泊、迁徙、避世等。不同的是客家人多隐居深山老林,而疍家人却世代漂泊在大海上，以海为伴，以船为家，其在南海北岸水面上过着“以渔为业，捕鱼为生”的历史十分悠久。“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¹后人推测 晋代·张华《博物志·异人》中记载（所有引用建议标注）

　　

　　，张华所述的“鲛人”可能就是迁入海中的百越民族的一支——疍家人的先民。南朝时期，相关史料如《陈书·徐世谱传》中载“征伐蛮、疍。”并将生活在沿海上的居民称为“疍户”，由此，“疍”被后人流传为疍家人的直接前身。而据相关史料记载，至少在唐代之前，疍家人就已有在海南各港口居住的记载。唐朝时期，中原人已开始将生活于南海北岸水面上的族群称为“疍”，如目前发现最早记载的文献是柳宗元的《岭南飨军堂记》中载“胡夷疍疍”。从此，“疍”民这一称谓一直沿用至今。从地理分布上看，疍家人分布于南海和东南沿海一带，即广东、福建、广西及海南沿海地区。现在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

　　疍，古籍上写作蜑。泛指南方水上居民。疍家人的起源学术界并无统一说法,分散记载于各类著作中。如最早用“蜒”记载的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其地东至鱼腹，而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其属有濮、賨、苴、共、努、賨苴、夷、蜒之蛮。”《南齐书·高逸·名僧传》亦载：“建元之年为巴州刺史，绥坏蛮蜒。”《隋书·地理志》：“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

　　隋唐之后，疍家人开始向东南迁移，主要迁往两广、福建沿海地区。《隋书·南蛮传》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儴、曰俚、曰僚、曰伍，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另外，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以及《广西通志》、《广东通志》等史书及地方志都有两广、福建地区疍民的活动记载。在明清时疍家人发展到了高峰，遍布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岛等东南沿海一带。

　　 

　　

　　 

　　海南疍家鱼排

　　 

　　　　

　　关于海南疍家人的来源，据调查考证，海南疍家人祖籍多为广东阳江、番禺、顺德、南海等县的水上居民。始于17世纪乾隆年间，福建、广东两地的疍家人穿越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两岸，一部分人落居广西的北海、防城港等港口，一部分继续往南漂移，先居望楼港、保平港、大蛋港等¹，而后继续向南漂移，直至海棠湾区的藤桥老港，也有部分闽粤疍家人划过汹涌的南海北部，沿着海南岛东岸南下，其最早的落脚就在文昌市的铺前镇、海口市海甸岛等。位于三亚市海棠区藤桥河出海口的藤桥老港应该疍家人在海南岛最南端最早的落脚点之一，后因藤桥老港池属沙地，不易锚位，遇到洪水、台风，锚位容易移动，经常发生船只被移动而导致翻船事故，才逐渐向陵水县的新村港、三亚市的红沙港、藤（后）海港等迁徙。海南疍家人长年漂泊在大海之中，以海为生，以渔为业,以船为家，长期以来相对封闭和独立的水上生活造就了独具一格的疍家族群气质、生产生活习俗和生存哲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疍家海洋文化”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海南疍家人主要分布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港镇、英州镇和三亚市吉阳区、海棠湾区等，少部分分布于海口市海甸岛、文昌市铺前镇等，人口约35000多人。其中三亚市疍家人人口包括海棠区藤桥渔业大队、藤海社区居委会，吉阳区红沙社区居委会，天涯区南海社区居委会、椰港社区居委会及三亚市区内建港社区居委会等在内约计21573人²；陵水黎族自治县疍家人人口包括新村镇海燕、海鹰、海鸥三个村委会和运输社、造船厂等乡镇企业及英州镇赤岭村委会等约计14676人³。语言以粤语为主。

　　二、海南疍家《更路簿》留存概况

　　海南疍家《更路簿》主要留存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海燕、海鹰、海鸥三个村委会及英州镇赤岭村委会，三亚市海棠区藤桥渔业大队、藤（后）海社区居委会，吉阳区红沙社区居委会，天涯区南海社区居委会、椰港社区居委会等。

　　疍家《更路簿》是帆船时代疍家渔民的航海指南，一般为船长根据自己的航海经验进行记录和借鉴前人的经验总结的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下来形成的本子或册子。疍家《更路簿》均为纸质，多采用笔记本进行抄录，更路条文多采用钢笔或圆珠笔抄写，有些甚至采用铅笔抄写。从近几年发现和收藏的疍家《更路簿》推断，疍民《更路簿》出现的时间较晚，时间段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均为渔民根据自己每次出海所见所经历的海域地形、地貌、气象、岛礁地理位置、岛礁形状、经度计算等多以笔记本形式进行抄录，其中的更路条文多采用钢笔或圆珠笔抄写，并结合前人的口头描述、经度计算总结出来，并不断修正。《更路簿》中的更数都用汉字大写数字记载，极少使用阿拉伯数字。因此，笔者在此将该类更路簿称为笔记本式《更路簿》。

　　 

　　

　　¹光绪《崖州志》；清·钟元棣修、张隽篡

　　

　　²《（海南省2020年统计年鉴）》；

　　 

　　³同上。                    

　　                       

　　从发现的诸多疍家笔记本式《更路簿》看，其中记录的始发港、路线、岛礁名称、岛礁位置、岛礁特征、航行针位（航向）、更数（距离）等内容的航海路线指南等均与海南岛东北部、东北的文昌、琼海等市县渔民以文字或口头相传记录的《更路簿》基本一样，因此，可以推定，疍家《更路簿》是解放后渔业生产及开展的“海改工作”、疍家人聚居区成立的“渔民互助组”时受海南岛东部地区如文昌、琼海等地渔民远距离深海捕捞作业的影响并通过船员之间传抄方式流传入疍家渔民手中的。如我馆收藏的梁华欢“南沙航行表”或“西沙各岛航行方向和海南岛潮水退定更誌录”等笔记本式《更路簿》即是梁华欢本人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队自文昌清澜港西沙群岛或者是他作为船长之后师从其密友的师徒传承的方式进行记录，并根据自己的经历的海域地形、地貌、气象、倒角位置、岛礁形状、经度等进行记录。

　　海南省民族博馆收藏的疍家《更路簿》是蛋家老船长——梁华欢本人长期从事的航海捕捞作业经历记录而成，是该“航行表” （也称流水簿或更路簿，下同）的记录、抄写、修订和使用者，因此，笔者将这些笔记本式《更路簿》称为蛋家《更路簿》。版本与内容如下：

　　（一）梁华欢抄录的笔记本式《南沙航行表》。

　　该笔记本式《南沙航行表》材质为纸和塑胶，册页，纸张颜色已经泛黄，边沿磨损，封面为红色塑胶，封面只有“笔记簿”三个字，背面无字，底封面也无字，从笔记本扉页上方用蓝绿色楷体字印上“赠给 守卫西沙群岛的同志留念”，中间印着有军舰和椰子树的菱形图案，菱形图案左下方有该笔记簿的主人梁华欢签名，正下方落款：海军南海舰队，时间：1975年春节。所印刷的文字内容及落款时间看，该“航行表”抄录时间至少在1975年之后。

　　 

　　

　　 

　

　　梁华欢笔记本式《南沙航行表》扉页

　　 

　　　　

　　扉页二有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图片，笔记本首页最上方有用蓝色墨水书写的“1975年12月春节”字样，下面接着记录去南沙的时间，始发港及1975年1月26日至27日所遇的台风，从所记时间和海南的台风季节推测，其时间应以农历记录。该“海上航行表”条文均用蓝色墨水自左至右书写，字体流畅，字迹工整。内容分为四部分，一部分为航行船度表，第二部分为南沙航向部，第三部分为南沙航行表，第四部分为西沙更航船度表（部分）。更路内容按条文格式书写，一条一条，自上而下依次排列，每一条文的开头都写上“自”字，以示一条更路的起始，然后记录始发港至经过地地名,写上“驶”字，接着就是两地之间的针路、更数。如自“簸箕下铜章”驶“寅申”对“一更而定”；自“铜章下光星子”驶“壬丙”对“二更为定”等等。部分条文还附上风向、朝向等信息。条文的尾端因记录信息的需要而长短不齐，从外观看，“海上航行表” 基本完整。该簿长：17.5cm，宽：12.5cm，厚1.8cm，约35页（含封面和底封面）左右，原本无页码。至于该“海上航行表”的使用年代，从扉页记录的时间推断，其年代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1975年之后，因为据梁华欢本人回忆，该笔记本是1975年春节海军南海舰队赠送给他的，此后经多次出海航行、记录、抄写，最后形成这本“海上航行表”。

　　 

　　

　　 

　

　　　“南沙航行表”部分内容

　　 

　　　　

　　（二）梁华欢抄录的笔记本式《西沙各岛航行方向及海南岛潮水退定更誌录》。该笔记簿材质为纸和塑胶，册页，纸张颜色已经泛黄，边沿磨损，长：18cm；宽：12.5cm；厚2cm。册页，原本无页码，约40页（含封面和底封面）左右。封面为红色塑胶，封面有毛泽东主席题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分两行，草体。扉页1和扉页2均印有各种最高指示标语，扉页2上方有笔记簿主人梁华欢的签名。该笔记簿记录时间跨度较长，自1976年至1990年止，抄录内容也较繁杂，林林总总，随意性较强，但时间记录相对清晰，除了记上公历（阳历）时间外，还在其后标注阴历（农历）时间。从航海各区域岛礁的流水簿、航向、路标、船度、捕鱼作业标草图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航行西沙路程表”；第二部分是西沙（更）航船渡表；第三部分是“西沙群岛、各岛、各礁航行方向”；第四部分是“海南岛潮水退定更誌录”；第五部分是笔记簿主人自绘的“捕鱼作业标”和各岛礁分布草图等。该记簿式的航海誌录（流水簿）条文采用墨水有蓝色墨水和黑色墨水两种，也用圆珠笔记录的，有的甚至用铅笔记录和绘制捕鱼作业草图，显得五彩缤纷，繁杂。书写格式以自左至右为主，也有部分是自上而下书写，字体流畅，但字迹潦草。

　　 

　　

　　 

　　

　　梁华欢抄录的笔记本式《西沙各岛航行方向及海南岛潮水退定更誌录》

　　 

　　梁华欢笔记式《更路簿》20世纪90年代仍在使用，直至他本人退休，不再从事渔业作业。之后，这些笔记簿式的航海誌录（流水簿）及航海工具航海地图、渔场地图等分析航海地图、渔场地图等被珍藏于家中的一个木柜内，直到2016年8月被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文物征集小组发现。

　　（三）梁华欢使用过的航海工具

　　1、航海罗盘仪

　　梁华欢收藏的 “航海罗盘仪”一件，塑胶，出品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是梁华欢老人担任船长时使用，如今仍可使用，属新式罗盘。罗盘上表面直径11cm，罗盘通高4.5cm，底直径9cm整体呈圆柱体状，底部略收小，上表面为针盘，表面用塑化玻璃密封，内有液体流动。塑化玻璃内写有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个字，以指示方位。外围还有密密麻麻的度格，从0至350，每一数字占一格，各指示一个方位，也就是按新式罗盘每格跨15度。

　　 

　　

　　 

　　

　　　梁华欢收藏的 “航海罗盘仪”

　　 

　　　　

　　2、航海地图、

　　梁华欢收藏的航海图共有3幅，其中一幅为1971年出版的  解放军海军司令部航海图，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航海保证部绘制，另外两幅是1975年绘编的海南岛至南沙群岛北部渔区图和1971年绘制的北部湾渔场图。现给大家介绍如下。

　　解放军海军司令部航海图  1971年出版，为绵纸质，纸张颜色已呈泛黄，保存完整，边沿无磨损，这是我们征集到的保存较为完整的海图之一，长87.5cm，宽62.5cm。图名框位于左上角，图名为“解放军海军司令部航海图”，左下角写有4行字：第一行为“中国——越南 ，第二行为“北部湾附近”，第三行为比例尺：1:75000（基准纬线30），第四行为“本图采用1964、1965年版海图编制”。底部正中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航海保证部”。

　　海南岛至南沙群岛北部渔区图  该地图绘编于1975年，绵纸质，颜色已泛黄，保存基本完整，但有皱褶。该地图长107.5cm，宽77.5cm 。图名框位在左下角。图名为“海南岛至南沙群岛北部渔区图”。图名下方有比例尺：150万分之一，再下方有水深转换表。地图下方偏左边沿处印有“海南行政区水产研究所编”字，其后印有“1975年10月”。

　　北部湾渔场图  该地图绘制于1971年，绵纸质，颜色已泛黄，保存完整，略有褶皱，该地图长78cm，宽54.5cm。图名框位于左上角，图名为“北部湾渔场图”，图名前面有红底白字为毛泽东主席语录“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西方有“本图系采用广东省渔场区域图，1031号海图，北部湾渔场图（1），走访渔民经验整理翻印，内部资料，注意保密。1:150000（北纬30）。右幅下方边沿处印有”北海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水产小组印”，下方印有“1971年”。

　　 

　　

　　 

　　

　　北部湾渔场图

　　 

　　 

　　结束语

　　近年来发现的海南疍家《更路簿》，其形成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50年代陵水县新村公社成立运输社，从事新村港至广东各港口的原料物质运输的时期。在这时期形成的《更路簿》以赵向盈、冯安泰两位老人各自抄录的“广东省辖内流水簿”为代表。随着帆船航海时代逐步退出，轮机船时代的到来，各地开展的“海改工作”、“渔民互助组”等，主要是受海南岛东部地区如文昌、琼海等地渔民远距离深海捕捞作业团队的影响，并通过船员之间传承方式传入。一些涉及西沙、南沙的笔记本式《更路簿》开始在疍家族群出现，这方面《更路簿》主要以梁华欢老人抄录的西沙、南沙笔记本式《更路簿》为代表。其特点是时间跨度比较大，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梁华欢只是随手把这些学到或观察到的航海信息知识记录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条文均使用圆珠笔或铅笔记录，字体、格式等显得杂乱无序，随意性极强。至于赵向盈和冯安泰两人各自抄录的“广东省辖内流水簿”，其记录成簿的时间相对要晚，时间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期。

　　因此，可以推定，海南疍家《更路簿》是疍家人在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间从事海运与海洋捕捞作业过程中从文昌、琼海等市县渔民抄来的，并在从事海洋活动过程中不断修改、补充，最后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笔记本的《更路簿》。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生活或活动的地域，地域的自然环境深刻地影响着群体的文化特征。海南疍家渔民在长期从事海洋活动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航行路线和航海捕捞经验技能，并探索和开辟了海南岛西南部海域各港口、岛屿之间的航线。疍家航运者与渔民能够持续不断地在海南岛近海海域和南海诸岛航海和从事渔业生产，主要靠的是造船和航海技术、天文地理知识以及与大海搏斗的精神，这是作为南海北岸水面上一个以海为伴，以船为家的独特群体难能可贵之处。

　　 

　　

　　 

　　

　　 

　　【参考文献】

　　     

　　

[1] 司徒尚纪.中国南海海洋文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2] 夏代云.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M]，海洋出版社，2016.

[3]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60（2）；121-131

[4]阎根齐.《更路簿》 与海洋文化】阎根齐|苏德柳《更路簿》考述【J】.《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5期